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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初史家马端临指出：“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之后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，作为纪、传、书、表。纪、传以述理乱兴衰，八书以述典章经制。后之执笔操简牍者，卒不易其体。然自班孟坚而后，断代为史，无会通因仍之道，读者病之。”[38]所谓“会通因仍之道”的“道”，一方面是指史家的历史撰述思想，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的方面，是指“理乱兴衰”“典章经制”内在的联系，即其中的常理和法度。至于清人龚自珍说的“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”[39]，这个“道”当是指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根本之理。
“理”与“道”本有相通之处，但也存在可以觉察、可以判断的差别。这个差别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概括：“理”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，“道”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。当然，这个差别，也是相对而言，不是绝对的。
在史学家的语汇中，“道”又往往是指史家本人的信念、思想、志向、智慧。司马迁说：“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戹陈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[40]这里说的“道”，显然是指这些作者的思想、志向而言。刘知幾自谓：“虽任当其职，而吾道不行；见用于时，而美志不遂。”[41]此处所言之“道”，也是同样的含义。而刘知幾在《史通·曲笔》篇中说“史氏有事涉君亲，必言多隐讳，虽直道不足，而名教存焉”，即是把“道”看作一种信念和原则。这样的含义，也见于柳宗元的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。柳宗元认为，对于一个史官来说，“凡居其位思直其道。道苟直，虽死不可回也；如回之，莫若亟去其位”[42]。清人黄宗羲论学，说“学问之道，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”[43]，此处之“道”是指治学的原则和目的。顾炎武说过与此大致相同的话，他指出：“君子之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”[44]“明道”之“道”当指道理、智慧，“救世”自是指经世致用，等等。以上这些，大多是关于史学家主体意识而言，同前面所举多指关于历史认识对象是有所区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