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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时期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出版了他的政论、史论结集《訄书》。《訄书》初刻本刊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（1900年）。此后的二三年中（1902—1903年），作者予以重订，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在日本出版，两年后又作重印。此书收入论文六十三篇和“前录”，内容广泛，涉及中国历史、文化、现状和中西政治及文化的比较，以及对中国历史前途的关注与构想。《訄书》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论述，广泛吸收了西人、西史，兼采日本、印度学者之说，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，阐述了作者的许多新见解。章太炎也提出了编纂《中国通史》的思想和计划，见《訄书·哀清史》篇所附《中国通史略例》《中国通史目录》。他对旧史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，认为：“唐氏以上，史官得职，若吴兢、徐坚之属，奋笔而无桡辞。宋、明虽衰，朝野私载，犹不胜编牒，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。作者虽有优绌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。”他不赞成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而仿效西人的“义法”，认为“事迹不具”，仅仅“变更义法”是不足取的。他关于《中国通史》的理论和结构的具体考虑是：第一，强调贯穿“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”的理论阐述；第二，主张“分时”与“分类”相结合，使时代与事类二者“互为经纬”；第三，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“能破”“能立”，做到“以古经说为客体，新思想为主观”，强调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。因此，他认为《中国通史》应包含典、记、考纪、别录、表等多种体例综合而成[10]。这一时期，章太炎在历史观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[11]。此文撰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论述了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暴力对于进步来说是不可避免的，以及时势造就人才等问题。他写道：“然则‘公理之未明’，即以革命明之；‘旧俗之俱在’，即以革命去之。革命非天雄、大黄之猛剂，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！”